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今年两会带来两份建议，分别是《关于支持在新型显示领域建立核心技术竞争力的建议》、《关于支持中国企业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的建议》。

李东生建议，采用多种方式鼓励我国企业和日本、欧洲等国家开展技术合作，加快我国新型显示关键技术发展和突破，提升我国企业在新型显示技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以下为建议详情：

关于支持在新型显示领域建立核心技术竞争力的建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东生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半导体显示产业投入已达13000亿元，目前产业规模已成为全球第 一。但面板产业中高、精、尖的关键材料和核心装备仍严重依赖进口，国产替代问题亟待解决。当前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主要面临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美国逐步强化对中国的技术限制，中国企业从美国引进新技术的合作途径已基本阻断。目前全球前十大半导体核心装备生产商中，美国企业有4家，日本企业5家。美国在新型显示技术领域拥有一批全球龙头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实力领先。比如，新型显示材料领域的UDC、陶氏化学、Nanosys等公司；显示基板材料的康宁公司，柔性基板材料的杜邦公司；在装备方面的Kateeva公司。以上科技公司在部分关键技术上已实现全球领先，像UDC公司在红、绿色OLED有机发光掺杂材料方面已形成垄断。而国产新型显示关键发光材料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仅约5％，LCD和OLED核心材料的国产化率分别只有47％和17％。

近年来，美国单方面对我国发起贸易战，除了提高产品关税、禁售高科技产品外，还胁迫其它西方国家共同参与和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使我国企业通过投资方式获取美国新技术的途径基本受阻，加剧了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被“卡脖子”的风险。

二是我国新型显示材料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终端应用推广难的问题突出。我国在新型显示关键材料与核心装备领域投入分散，科研与产业脱节，材料和装备等研发成果难以产业化。此外，由于显示材料与装备研发周期长，加之从研发到应用缺乏关键的中试环节，新材料及新装备在下游面板厂商的导入风险极高，一旦出现失误将使厂商出现重大损失，因而出现国产材料与装备“不敢用”的问题。

中国面板业要实现从大到强，打破技术瓶颈，避免受制于人，就必须完善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在新型显示领域建立核心技术竞争力。为此，我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针对美国政府的技术限制，建议加强和日本、欧洲等在新型显示材料和装备领域具有优势的国家开展技术合作。日本、欧洲企业在新型显示材料和装备方面拥有大量领先的关键技术。如OLED材料方面的住友化学、出光兴产、德国默克等公司；QLED材料的日立化成公司；印刷显示技术的JOLED公司；关键装备领域的佳能、尼康和TEL等公司。尤其是日本企业在半导体材料领域长期保持着全球绝对优势。全球70％的半导体硅材料由日本信越化学提供。日本还拥有一批家族型企业，长期专注于某个特定技术领域进行研发，技术含量高、业内地位领先且公司规模不大，很适合投资并购。

建议政府采用多种方式鼓励我国企业和日本、欧洲等国家开展技术合作。如设立海外产业投资并购基金、给予跨国投资外汇出境便利等多种方式，支持我国企业通过合作、入股的方式加强与日本、欧洲先进新型显示材料、高端装备公司的技术合作；鼓励和支持引进更多国外新型显示材料、器件和高端设备企业到我国发展，填补国内高端产业链空白。同时，通过支持海外投资和并购、专利互换、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加快我国新型显示关键技术发展和突破，突破美国技术封锁，提升我国企业在新型显示技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针对新型显示材料研发风险高的问题，建议国家改变重点研发计划新型显示材料项目管理模式，探索完善研发项目管理新机制。在新型显示领域，我国已建立“国家印刷及柔性显示创新中心”，相关企业正在申请筹建“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该中心通过创新机制，首次建立以资本为纽带、以企业为主体的公共研发开放平台。经过五年的发展，目前该中心已建成全球领先的G4.5印刷显示公共研发平台，弥补了材料从研发到应用所缺失的验证环节。同时，以终端需求牵引新材料的发展，由多家公司和科研院所共同合作完成全球首台31英寸UHD（超高清）印刷H-QLED样机，加快了印刷OLED/QLED材料从研发到产业落地的进程。实践证明，该创新中心能有效统筹组织新型显示行业关键材料技术产业化。

建议以显示行业国家创新中心为平台，代表行业统筹落实国家“十四五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中新型显示相关项目，横向打通新型显示上、下游企业间的技术合作；纵向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基础研发与企业应用技术研发的合作，以终端应用需求牵引上游关键材料技术的发展，实现从技术到应用的产业化落地。同时，在创新中心架构下，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与“十四五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新型显示有关项目配套的创新基金，定向投资以“十四五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课题为主的项目，也兼顾投资日本、欧洲等在新型显示领域具有优势的技术创新型项目。该基金的成立，将扩大重点研发计划的引导作用，发挥上下游企业间的协同优势，有效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大幅度提升科研项目产业化的转化比例，为我国尽快实现新型显示核心技术的突破提供有力保障。

以上建议，供参考。

关于支持中国企业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的建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李东生

近几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将深刻影响并重构全球经济格局。中美贸易摩擦已从贸易逆差问题向投资限制、技术封锁、人才交流中断等方面升级，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今年全球新冠疫情蔓延，使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增添更多变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步改变原有国际分工模式和产业链构成，导致与美国业务相关的中国产业链出现外移。以全球化程度最 高的电子信息产业为例，苹果公司要求其主要供应商做成本评估，希望将15％-30％的产能转离中国。惠普、戴尔也要求中国代工厂做同样评估。有22.7％的美国公司将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19.7％的公司正考虑将部分或全部制造业迁出中国；33.2％的公司将推迟或取消其投资，只有2.9％的公司将增加在华投资。

如果出现产业链大规模外移，可能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产生不可逆的影响。这将导致我国部分行业的全球制造中心地位逐渐被东南亚等国取代，严重削弱我国电子信息配套产业的完整性和竞争力；国内部分外贸型企业为满足产地要求标准，确保产品正常出口，也会出现将核心器件生产能力保留在国内生产，而将部分终端装配产线和部分器件产能外移。

在此背景下，建议国家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帮助和支持中国企业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要实施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留住核心产业，巩固国内产业链布局；另一方面，要支持国内企业建立并完善全球产业链布局，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对此，我提出建议如下：

一是要实施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留住核心产业，巩固国内产业链布局。

做好顶层设计，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我国产业发展必须把握住科技进步大方向，抢抓科技创新制高点。要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变革的机遇期，抓住以区块链、AI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5G、新材料等为主的新一轮科技创新；鼓励产业链核心企业加快结构调整步伐，积极向产业链高附加值方向拓展，实现转型升级；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兼并重组，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优化金融环境，激活资本市场，营造良好融资环境，在国内形成更有利于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核心产业链发展的生态环境。

加强政税支持，实施针对性政策留住核心产业。统筹用好国家高质量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资源综合利用等专项资金，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形成更强创新力，增强产业链韧性，提高产业链附加值；建立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大核心技术项目给予积极支持；对国内外并购拥有核心技术和重大发明专利的科技型企业或研发机构发生额给与一定比例的补贴；对企业招聘海外专家给予个税优惠，让全球人才为我所用；对国内兼并重组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收益、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等给予税收优惠；通过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将基础研究部分按实际发生额的75％提高到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无形资产摊销成本的175％提高到200％在税前摊销，支持企业加强研发投入。

二是帮助国内企业拓展全球布局，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产业体系。

要完善对外贸易的信息预警机制。美国、日本等贸易大国在应对贸易摩擦方面积累丰富经验，建立了应对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不但帮助企业了解国内外市场情况，规避风险，也帮助企业获取海外商机。中国是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获取外贸信息渠道少且时效慢，国家发布预警信息更多集中在境外安全（疫情、治安）方面。政府应加快构建对外贸易预警机制，发布与海外市场相关情况，如行业商务动态、产业信息、法律法规、税收政策、融资条件、市场需求等，帮助企业掌握国际贸易通行规则，规避贸易风险，降低损失，并为企业主动参与国际反倾销、反补贴诉讼提供信息支持和法律咨询。

鼓励国内金融法律等服务机构建立全球化业务。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急需建立起与之匹配且支持有力的全球化金融、法律、财务、投资银行体系，保障服务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目前，我国国内银行、信保、法律业务的能力主要集中在国内，海外业务覆盖面窄。如中资金融机构仅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点，无法全面满足中国企业全球化业务的多层次服务需求，且在专业化、信息化能力和服务理念上存在明显差距。中国企业海外业务涉及到贸易及专利纷争的，基本雇请国外专业公司应对，中国律师多数只能充当辅助角色。国家应尽快出台政策，鼓励中国企业设立或收购境外法律机构或会计师事务所，鼓励中资银行在境外多设分支机构网点，造就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商业服务机构，支持我国企业全球化业务发展。

建立对国内出口型企业的援助机制。建议政府对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的中国企业实施适当帮扶政策。2019年初，美国政府宣布给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大的美国农业提供120亿美元救助金，2019年7月又再增加了160亿美元。在目前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若国家能出台在过渡时期的产业救助政策，包括提供低息贷款、减免税、产品补贴、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力度等，可以保持出口业务不出现大幅波动，起到加快拓展全球业务的作用。